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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六警察伤害致死林松岭案-辩护词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辩护词
 
审判长、审判员:
根据法律规定,受被告刘力男家属的委托,经被告人的同意,经黑龙江闻明律师事务所的指派,作为被告的辩护人今天出庭参与诉讼,为被告人依法辩护。辩护前,我首先对被害人家属深表同情,希望节哀,因为无论如何本案必竟是个悲剧,这是给很多很多人带来了痛苦的悲剧。为了履行律师的职责进行的辩护,如有与被害人家属不一致的观点,请谅解,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:
本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对刘力男的指控是错误的,被告人刘力男的行为不足以造成被害人的死亡,刘力男的行为系抓捕行凶人的过程中的正当行为,是不构成犯罪的,因而是无罪的。
一、关于指控的事实
纵观起诉书,公诉方指控刘力男构成犯罪,是根据刘力男的两个行为:一、起诉指控“林松岭再次击打齐新面部两拳,被告人刘力男、齐新等人即把林松岭围住、撕扯,刘力男打林松岭头后部一拳”这是一个行为。指控的另一个行为是“林松岭跑至西大直街地铁施工护板处摔倒,刘力男上前按住林松岭,用拳打林松岭面部等部位数下”。
以上两个事实孤立地看是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,可具体地看、联系地看、完整地看、结果地看、法律地看,又是另一种结论,即绝对不是犯罪意义上的伤害行为。
理由如下:
(一)、从刘力男的行为的开始看刘力男的行为的合法性。
刘力男于2008年10月11日晚10时8分30秒进入酒吧,去到地下室找房间,而第一次殴打发生于10时10分01秒,刘力男下楼8分30秒至12分15秒后第一次殴打都已经结束了,对于刘力男来说,这可谓是突发的事件,刘力男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,因为是高高兴兴地来,可瞬间发生了如此突然的巨变,李新宇受伤,王金刚受伤,齐新头部流血,作为一同而来的或者说作为一名警察,还有别的选择吗?当时只有制止,直至去抓捕打人者,这是一种正当的、合法的参与,而不是犯罪的开始,而恰恰是制止行凶行为的开始,这是无可厚非的正义之举。
(二)、关于第一拳的问题如何认定。
林松岭将齐新头部打伤后流血不止,而他还继续手持砖头,在录像中10点13分57秒时林松岭从大直街的酒吧拐角处出现,走了15步之远,用时13秒到齐新面前,于13分10秒继续击打齐新,14分14秒又把拉仗的人甩开,再一次猛击齐新的头部,从录像上看,可谓又准、又狠、又快,而这时,刘力男、齐新等才将林松岭围住,这时围住的林松岭是手持砖头,不断行凶的一个人,刘力男打的也是一个手持致伤物,以致人头破血流的不断行凶的人。
这一拳到底是什么性质呢。
1、是一种对于一个手持砖头殴打他人的一种制止他继续行凶的行为。
2、林松岭是当时现场中最凶狠,最危险的一个人,因为他手持致伤物不断攻击别人,所以对他的打击就是为了避免他继续打击别人。
3、这一拳既未打倒他,他也未显示出有任何不协调的举动,14分40秒林松岭往大直街跑时,还飞起一脚,可以说是未对其造成任何后果的行为,或者说刘力男的行为的力度还没有达到制止行凶的力度,因为如果不制止他还不知他又会何时发动攻击,因为此前,林松岭的攻击就是手持砖头的突然行为。
4、选择打他一拳在当时的场合下无可厚非,现在被害人死亡了,那么想起来这一拳了,如果被害人未死亡,是不是这一拳就无所谓了,肯定是的。再退一步讲,如果林松岭未死亡,他甚至用手中的砖头又打伤别人,甚至打死他人,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认定刘力男的这一拳没有力度,没有达到制止不法侵害的程度呢?现在林松岭死亡了,这一拳就成为了指控犯罪的证据之一了,这是一种客观归罪的认定。因为虽然有死亡结果,但这一拳与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,或者更确切地说,这一拳不能证明跟死者的死有什么关系,虽然这一拳打在死者身上,死者也死了,但不能证明这一拳与死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,如果以死亡的结果来认定此拳,就是搞客观归罪,因为刘力男是在制止不法侵害人的侵害。
5、从法律规定看这一拳的性质
《人民警察法》第19条规定: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时间,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,应当履行职责,其职责是什么呢。该法第6条规定:预防、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,维护社会秩序,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,所以刘力男当时的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,况且这一拳与死无关,别说这一拳,就是几拳,在本案中也不能用简单的数学上的加法,数学上的加法是看的数量,而没看性质,定案时最为重要的要看性质。
二、关于按住林松岭打击面部等部位数下的问题如何认定
在录像中可以看出,林松岭跑时是挣脱众人的包围的了,跑之前根本再无人向其攻击,刘力男之所以追他,是完全出于本能,不能让打人者跑掉,因为跑之前他停留的片刻即14分34秒没有一人纠缠,没有一人撕扯,没有一人与其接触。如果他停留在现场就不会产生追的情况,他突然逃跑,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,因为他已经把他人打得头破血流,而刘力男的反应是“追”,这是太正常不过了。因为说正常,在当时的场景你不这么想都不行了,谁在那个场合都会做出这个举动,尤其对于从警多年的警察来说,这是一种天然的反应,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对行凶者采取的唯一的决择。追是目的吗?这不是长跑比赛,追的目的要抓,“抓”是“追”的目的,而恰巧林松岭自己摔倒,这是客观的,除了齐新,刘力男还有栾奡的证实。其次,从录像上也可以证实,因为当时他们四人都向一个方向跑,几秒钟之内相互都集中到一个地点,那么肯定出现了第一个目标停止运动的这样的情况,那么林松岭倒地之后就会停止行凶吗?倒地之后手脚就会不好使吗?他更不会被束手就擒的,之所以有所谓的按、撕巴、打,就是说林松岭也在对抗,刘力男有两只手,林松岭也不是独臂侠吧。从身高来看,林松岭1.89米,刘力男1.72米,身高相差17厘米,身高臂长,可以说刘力男与林松龄相互双手对抗时恰恰是林松岭占了优势,互相有撕打,互相有受伤,互相撕打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如何看待以上的问题:
(一)、刘力男既无伤害的故意也无伤害的行为。
(二)、如果刘力男想伤害的话,刘力男都不用弯腰,不用举手之劳,而用抬脚之力就足以达到目的。因为如果是想伤他而不是想抓他,用脚是既快又省力的,居高临下。
(三)、刘力男弯腰的目的可见不是为了打击,而是为了按住,按住是为了抓住,只有弯腰,才能既不伤害他又能按住他,弯腰的举动符合抓捕常规。
(四)、弯腰是有风险的,试想,林松岭是不会不动的,刘力男也目睹过他的打人的风采,林松岭有两只手,刘力男也有两只,二比二,谁怕谁,谁强谁弱,谁能打着谁,这在当时不是一定的,这是胜负各半的比例,双方都存在条件反射或者说双方都存在人的本能反应,就是都会使其双手阻挡对方的殴打,或护住自己不受殴打,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大部分的打击在于手臂的接触,手臂的碰撞要多,而面部的接触机率要小,也就是说殴打的点绝大部分都落在大臂、小臂上和手上,客观上讲,谁也不会伸着脖子让对方打,只有这样认定才是客观的。
(五)、从相互的身高看优势、劣势。
林松岭身高1.89米,刘力男身高1.72米,相差17厘米,相对应手臂长也应相差10厘米以上,客观上分析,那么谁能打着谁,如果面对面打仗,一个高一头的人是绝对在上肢的撕巴中占上峰的,而当时被告人与被害人就处在这种优劣对比之中的。
(六)、手脚威力对比及其后果的问题如何看待。
客观地讲,手有时能打死人,脚有时却不能踢死人,也就是说手、脚的威力难以确切地衡量谁大谁小,谁轻谁重,但本案手脚的威力放在特定环境下,就可以认定的一清二楚了。
理由如下:
1、刘力男动的什么“手”,是双方“撕巴”,在这里别忘了撕巴、撕打都是有指向的,具体是至少两方,不存在自己与自己撕巴,可见,当时对方林松岭是有撕打能力的,是身高臂长,占据优势,互不相让,互相有打有防,这是刘力男与被告的接触的场面。此时,对于旁边人的脚踢,被害人是猝不及防的,他是无法防卫的,那么在这种毫无防卫的情况下或者说不能防卫的情况下,受到任何打击对他来讲都是巨大的,何况是头部呢?所以刘力男想造成被害人的重创也做不到,因为被害人还是有撕打的优势,被害人也打了他一拳,而这时第三者却可以轻松地造成被害人重创,此时因为林松岭是毫无防备的时候,打一下是一下,实实在在的,弹不虚法。
2、刘力男的行为是否是与他人有共同伤害被害人的故意呢?
客观上讲,两人都打了,从偶然性、从巧合上讲,确实如此,但是这不是刘力男的主观意志决定的,与刘力男的主观故意无关,因此就不存在共同的故意,就构不成共同犯罪。
理由如下:
1、从追赶的现场录像看:
刘力男从未回头,又因为事发突然,被害人“跑”也是突然的,谁也没预料到,被害人“摔倒”也是突然的,被害人自己不会预料到,刘力男就更未预料到,所以面对突然的“倒地”,刘力男始终是抱着“抓”而不是“打”的主观故意,如果“打”,刘力男最有机会,几脚就结束战斗,既避免自己被打又可制服对方,何必弯腰撕扯,用力按呢?而且更主要的是,他不弯腰也最安全,因为被害人的胳膊再长,也长不过刘力男的腿,刘力男想伤害被害人的话,他应该是第一个出腿的人,而不是应该出手的人,在当时情况下,出“腿”比出“手”安全、可靠、奏效、力度更大,但他没这样做,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,刘力男就是一个心思,绝不能让他跑,可恰恰这时被害人被人踢中了,试想,当时刘力男面对的是一个凶狠的人,他们相互撕巴,刘力男怎么能顾及其他别人打不打被害人,怎么打被害人,这一切也根本不是刘力男能左右的,不存在他配合的问题,完全是别人的任意行为,与刘力男没有丝毫的法律上的联系,因为他与另一个人没有主观上的共同故意,因为“事发突然”,这是事实,“行进迅速”这是事实,“瞬间结束”这也是事实,所以没有主观的共同故意,焉有共同的犯罪可言。
其次,从客观行为进一步看:
j、刘力男不知还有别人在后追。
k、刘力男摁住不让他跑,而他确实是要跑。
l、刘力男按住林松岭也没让别人踢。
m、任何人也不是根据刘力男的行为踢的。
n、刘力男当时除了自己的行为受自己的意识支配,他左右不了踢人的人,踢人的人也左右不了刘力男,所以检察机关指控共同犯罪是错误的。共同犯罪是指有共同的故意和共同的行为,而本案是刘力男在抓捕行凶打人者的时候,被害人被人踢打,然后就认定刘力男伤害致死,这是多么冤枉的啊。
关于刘力男的行为的合法性及必要性及不受惩罚性。
第一、林松岭在录像中的行为可以说是刑法中认定的行凶行为,如果林松岭未死亡,今天的被告席上绝不能没有他,被告席上肯定会有他的座位,虽然他只给齐新造成了轻微伤,但是每一次冲突中他是最积极的,最起主要作用的,手持凶器,1.89米,如鹤立鸡群一般,连骂带打,不依不挠,是不断的行凶的人。所以认定刘力男的行为的前提是要认定林松岭的行为的性质。
第二、当时多人受伤,场面混乱,刘力男又怎能分清杨森造成的是轻伤,林松岭造成的是轻微伤呢?在刘力男的头脑中形成的概念是无缘无故受到如此伤害,绝不能让伤人者跑了,否则怎么对得起被打的同事?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警察称号?
第三、刘力男为什么大胆地“追”,大胆地“抓”,这完全是正当的,这无须深刻认识才能领悟到,抓的时候,被被抓者打了,他不还手吗?双方不“撕扯”怎么能叫“抓”呢?难道应该让被抓的人可劲打吗?试想,如果那样抓任何人的话,一万个逃跑的也抓不到一个吧?抓行凶的人如果有罪,那以后谁还敢抓行凶的人呢?因为林松岭的行为在当时正常思维的人的判断下,他就是行凶的人,何况刘力男是从警十年的警察呢。
第四、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踢打,如果被害人被刘力男抓获了,刘力男当时的行为也是现在的行为,那么刘力男是何等的光荣啊。如果没有另一个踢打因素的出现的话,谁也不敢说不能出现这样的结局吧,刘力男如果抓住了行凶的人,谁还敢说刘力男是在犯罪呢。
第五、外界又加了一个脚踢的因素,结果就不一样了,虽然后果不一样,但不能据此就否认刘力男的先前行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吧,否则就是客观归罪,不符合犯罪构成的规定。
第六、外界因素的增加应追究外界增加者的责任,否则就是否定了刘力男的抓捕行为的合法性,从而也就是在肯定林松岭的行凶的合法性,这是极其错误的认定。
第七、打几拳的性质认定问题:
打人的含义直接解释为伤害,这是正常人的普通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,而本案的刘力男打几拳的伤害要用法律思维来解读,用法律含义来认定。抓捕行凶的人的时候,行凶的人进行顽抗,而两人相互殴打,能叫对被抓捕的人的伤害吗?如果这样的话,以后任何抓捕过程都跟着伤害罪吗?实际上抓捕应当理解为是一个“以暴制暴”的行动,这才是本案的本质所在,它不是思想意识领域的思想活动,不是说教劝导,本案的关键就是没认清这点,所以刘力男的撕打是刘力男抓捕过程中对行凶而逃跑人的唯一的、正当的、合法的、应该的、可行的行为,是一种正当的履行职务行为,毫无违法,更无犯罪可言。
第八、林松岭与刘力男撕打的性质:
林松岭与刘力男的撕打是他“行凶”的延续,对于抓捕的抗拒不但是“行凶”的继续,可以说是再一次“行凶”,再一次对有法定义务的抓捕他的警察进行“行凶”打击,所以,抓捕他的警察在被打的情况下,打他几拳,何罪之有,难道还得像一开始的场景,用退让去换停止,用软弱去对待凶残,事实证明没用。
总之,从刘力男的行为及全案综合来看,被告人是无罪的。
三、关于法鉴的问题
我国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规定司法鉴定要科学、客观、独立、公正,而本案的法鉴,本辩护人认为,虽然科学,但不十分科学,虽然客观,但并不十分客观,虽然独立,但不十分独立,虽然公正,但并不十分公正。
第一、本案的鉴定不科学:
鉴定被害人酒精含量为0.13mg/ml,但对于酒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关系并未做任何的论证,这是疏漏,还是没有必要呢?而综合本案的众多情节,就可看出鉴定的不科学,以下事实足以证实:
(第一)、从卷宗记载的情况看
卷四:
吴琼P6
?都喝多少酒
:我就知道林松岭喝了两瓶啤酒,我知道林松岭不能喝酒,以前在一起吃饭,林松岭不怎么喝酒,因为他喝完酒脸红。
从这一个人的证言来看,喝酒脸红正常,但越往下看越不正常。
车亮P32
?林松岭喝了多少酒
:喝了不到两瓶啤酒
?准确吗
:我给他拿的啤酒
潘兴P77
?林松岭喝了多少酒
:能有两瓶啤酒,他喝到2瓶我们就都不让他喝了
?为什么不让他喝了
:因为他喝酒脸红,而且特别红,所以我们不让他喝了。
杨森P98
?林松岭喝了多少酒
:林松岭不能喝酒,我们不劝他喝酒,他当晚喝了多少我不知道。
?林松岭喝酒有什么反映
:他喝一杯酒脸就红,身上也红。
从以上四份笔录看,林松岭对酒精的反映或敏感度与众不同,也就是说酒精在他身上的作用超乎常人,我想,我在八本卷宗中找出的四份笔录,法鉴的专家们是否注意到了,是否重视了呢?从法鉴的情况看,他们或许根本没看,或许根本就不知道,或许根本没重视。
第二、从录像上看林松岭的行为、状态,林松岭的暴怒超乎寻常,因为这场纠纷开始时,对于他来讲,可谓是“事出无因”,但他却表现出与他人“决一生死”的气势。
录像中,林在 10:04发现打仗,没有丝毫停留立即冲上去打。
10:08被打到楼下,又冲上去,拳脚相加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0:28脚踢的最高的就是他,也就是说,手脚并用的唯一一个人就是他。
可见其兴奋到了极点,因为当时与他无关,因为当时车过的时候他未在场,可谓既没吓着他,也没有骂他。
(其次),拿起凶器的唯一一个人就是他,为什么?如果对方也持械,那么,他拿任何东西也不为过,但对方什么都没拿,可以说六个警察,在第一个阶段,连“手”都没带去,只带了个挨打的“身子”和挨打的“脑袋”。那么,林松岭为什么在他想打谁就打谁,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的情况下,又拿起可以致人重创的砖头呢?只能有一个结论、一个解释他的情绪由于酒精的作用而亢奋到了极点。
(第三)、林松岭在11分57秒打了齐新一砖头,出血了,林松岭也见到了,林松岭又在14分10秒,又不顾众人阻拦,如入无人之地,猛击齐新两拳,这是什么心理状态,都已经把人家脑袋打漏了,一下没还手,而还去打人家,本来远日无冤,近日无仇,但却好似不共戴天一般,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高度亢奋。
(第四)、在11分28秒林松岭脱掉外衣,这是什么原因。热?但当时气温较低,当天10点时是6度,11点是5.2度,他却与在场的10几个人不同,谁也没脱,就他自己脱了,不能排除他酒精在其体内的巨大作用。
(第五)、在11分25秒至11分29秒蹲下4秒,11分47秒下蹲6秒钟,作出了非常之举,不能排除酒精的作用,通俗地讲酒劲上来了,还是蛛网膜下腔有问题呢?
(第六)、他在跑的过程中又摔倒了,这说明他的身体的协调性出现了问题。因为酒后身体协调性差,容易失去平衡而在运动中倒地,所以他自行倒地这一情况恰恰证明了他的饮酒过量。
总之,单纯的看以上每个举动,应该是无所谓的,但是他的这些举动综合联系起来看就是极不正常的。
第三、酒后、醉酒的标准问题以及本案酒精含量的问题。
对于因酒而受处罚的法律,只有交通安全法的法律规定,酒后的标准为0.2mg/ml ,醉酒的标准为0.8mg/ml。而被害人的含量为0.13mg/ml,而恰恰是这0.13距离0.2、0.8都没有达到,从而也误导了法鉴的专家们,从而也得出了错误的法鉴结论。
(第一)、标准相同,如果载体不同,那么结果必然不同。
以上的标准对于滴酒不沾的人,标准太高了,对于喝一箱都不醉的人,标准又太低了,而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标准是对司机的处罚标准,而本案是伤害案件,0.13mg/ml,对于有的人可能毫无反应,而对于有的人却可能达到了0.8即醉酒一样的后果。因为每个人存在差异,对酒精的代谢能力不同,危害后果就必然不同。
(第二)、林松岭的0.13mg/ml未达到交通安全法的处罚标准。但对于伤害案件,尤其对他可谓特异体质,(同学都已证明饮酒异常反映及反应强烈)的这个情况,0.13mg/ml的后果,怎么能证明与蛛网膜下腔出血无关呢?法医专家们论证了吗?法医是高明的,但大脑是更复杂的,现在人们还远远没认清,所以说,0.13mg/ml的酒精含量,已经在林的身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和危害力。
(第三)、0.13mg/ml系在递减之后得出的结论,而非当时含量,是在解剖时检验出来的,解剖是在死亡后14天进行的,被害人于2008年10月11日晚10许死亡。而在第二天冷冻相隔10余小时,根据法医学理论,随着时间推移,含量是递减的。那么也就是说第一次打仗时的含量,第二次打仗时的含量,死亡时的含量,冷冻时的含量都是各不相同的,是一个变量,是随时间而递减的,所以不能说0.13是错的,但只能说这个结论适用于2008年10月25日法鉴那天,而不是10月11日那天,相隔14天,所以0.13mg/ml不能认定案件自始至终的就是0.13mg,因为半衰期2-14小时,而冷冻的时候已经完全超过了14小时,只有这样认定才是真正的科学。
第四、从法医学的角度看被害人的死因。
(一)、国内外大量文献报道,饮酒与蛛网膜下腔出血有密切联系,过度饮酒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其发生机制是:
1、过度饮酒后使血液循环加快,血压升高。
2、酒精的作用使脑血管扩张。
以上两点是在说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,单纯自身饮酒也有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可能,即要是从法律角度讲,就是说本案排除不了饮酒与蛛网膜下腔出血有必然联系。
(二)、酒精的毒理作用是选择性抑制网状结构上行激动系统,干扰大脑皮层的高级整合功能,而呈现阶段性兴奋状态,表现出精神亢奋、易激怒,身体稳定性、协调性和反映性降低。酒精在1.5小时内,人体吸收95%以上,血液中浓度达到高峰,2.5小时全部吸收。
(三)、本案的实际情况是,晚上7点多钟吃饭喝酒,10点多钟出事,恰恰是酒精被全部吸收之时达到高峰的时候,所以从以上法医学理论来看,林松岭的行为就有了充分、可靠的答案了。这样,就让我们不得不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,他是对酒精有着特别敏感的一种特殊体质,那么,蛛网膜下腔的出血恰恰又是在酒精被全部吸收时出现的,怎么能排除饮酒不是他死亡的辅因或诱因呢?
1、辅因是指他们本身不会致命,但在死亡过程中起辅助作用。
2、诱因是指诱发身体原有潜在疾病恶化而引起死亡的因素。包括各种精神情绪,劳累过度,外伤,大量饮酒等,这些因素对健康人一般不会致命,但对有潜在性疾病的人却能诱发疾病恶化而引起死亡。
所以,从法医学理论上,本案如果不考虑饮酒与蛛网膜出血的关系以及在死因中的参与度,那么会导致法院定罪量刑时有失偏颇。
第四、关于法鉴的独立性问题。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19条规定,为了查明案情,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,应当指派、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。
从以上可见:
法鉴是侦察机关的侦察工作范围内的事情,是不容许夹杂当事人的意志在内的,否则,公权力等于受到了私权力的制约,侦察权属于个人的意志了。
而本案是由当事人一方指定,公安机关出面聘请,这是毫无根据的行为,是对法律的侵犯,也是对被告家属的伤害。
第五、关于法鉴的公正性问题。
程序不公正,就不应再谈及实体公不公正,就如同一个判决书量刑准确,但违反刑诉法的判决也是应当被撤消一样的,同一个道理。
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第1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,“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,司法鉴定人应当回避。”本来都是应当回避,而这些专家们却堂而皇之的签署大名,这实在是有背法律,从而他们做出的法鉴有失程序上的公正性。
(其次),对于检材,被害方参与押运到上海,从而行使了侦察机关的职权,这对于被告一方是不公正的,被害方怕被告方做手脚,那么,被告方就不怕你被害方做手脚吗?能排除这个可能吗?
(第三)、被害方要什么时候“做”,就什么时候“做”,要让谁“做”,就让谁“做”,这正常吗?而被告提出疑点,请求重新做法鉴,却无人问津,石沉大海。
总之,我们尊重专家,我们尊重科学,但我们更要尊重客观事实。
总之,在法鉴的方面司法机关是充分照顾到了被害方的心情、感情、要求,也包括了无理的违法的要求,本案的被告及被告的家属也更是通情达理的,但是这个法鉴存在着科学方面的问题,存在着公正方面的问题,存在着独立性方面的问题,存在着客观性方面的问题,所以我们认为,法鉴构不成全部的合法的要件,从而作为本案的定罪的证据。
综上所述,希望法庭鉴于被告人刘力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,系正当的抓捕行凶人的行为,况且该司法鉴定又不具备证据效力,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,建议法庭宣布被告人无罪。
 
 
 
对被害人代理人的
 
关于所谓的“杀人罪”的辩护意见
 
辩护意见如下:
本案被害人代理人以杀人罪阐述他的意见,我认真地听取,对方以“死亡结果”来推定是否构成“杀人罪”这是极错误的:
第一、不抢救,以不抢救为一个重要的认定方式。并以当时证人都看到了舌头伸出来了等等,不抢救就是故意造成他的死亡,或者就是放任他的死亡,这样的推定太片面了,太主观了,没有依据。
第二、对方是从“后果”看以前的事情,逆向思维,因为当时就这几个被告,他是法医吗?谁也不是法医。他能预料到这么严重的后果他敢去酒吧吗?他敢动一手指头吗?所以这是客观性。
第三、也就是说你这个后果现在出现了,你逆着推来认定它来往身上“扣”的问题,而不是当时一个正常人的判断,打几拳就死亡了,这是出乎人的意料的,本案的偶然性是巨大的,可以这么讲,有人被捅了十几刀也没事,那么本案就出现了这个悲剧,不能排除它的偶然性,这个偶然性怎么能用必然性来衡量呢?
第四、120来做了心电,用了机器才认定他的死亡,你让这两个被告人当时一看就死了,他是120啊123啊?所以说,只有120的专业医生使用仪器才能认定的事情,强加给被告人的身上,看到不抢救就死了,如何如何,这也是有失公正的。
第五、如果被告人知道必然死亡,那么糖果酒吧可以说就是个刑场,他们去了就去行刑去了,这客观吗?他们目的是喝酒,是接同学,因为对方讲了要从很多的方面,从环境,从态度,从工具,从矛盾的激化等等认定他的犯罪,所以说这个客观性是没有的。
第六、也就说如果是让他能够判断出必然死亡有这种可能出现,那么可以来认定,比如说捅了几刀,血流不止,血流完必然得死,但当时没有这个场景,没有这个条件让他来这么判断,也没这个情况的出现,所以说不是必然死亡的,当时在他们的头脑里认为不是必然死亡的。
第七、他们远日无冤,近日无仇,何来杀人之故意呢?难道三个被告跟林松岭就有这么大的仇吗?非要把他在地球上消灭吗?他能有这样仇吗?何况本案的刘力男荣获过八个奖章、证书,哪一个从警八年的警察都具有八个奖章、奖状吗?不是的,他要是这种像对方的代理人所说的,所讲的是这种人他怎么能从警八年就得了八个奖状呢,没有他的思想基础存在,他也不是动辄杀人,也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,所以说不存在那种故意,这种故意是虚构的故意。
第八、关于所谓的一个证人说了,舌头出来了,就完了,马上报警,如何如何,试想,当时漆黑一片,他能看到那么清楚,舌头出来了?
(第一),我在现场的照片看了舌头没有出来。
(第二),法鉴时候的照片舌头也没有出来,所以说一个证人的证言就导致被告人有了杀人的故意,太牵强了,所以说舌头出来也不是必然死亡的,就说是必然死亡也不是他主观能够判断出来的,所以说,对于一个没有法医学基础,也没有医学基础的人就判断当时的伤情如何,来认定他的主观故意,纯属是用发生的事件来逆推他的主观故意,毫不存在,极其错误,况且被告人多年兢兢业业,成绩较大,贡献突出,单位认可,同志赞扬,也就是说他的素质较高,业务能力强,是公安战线上的优秀人才,而且身为残疾,十级残,面对持械的人,他是勇于冲上去的,所以这就是缘于他多年来的高素质,临危不惧,制止犯罪,保护同志,这是他的真实想法,所以,综上所述,本案的被告人刘力男是无罪的。以上是本辩护人的第一轮辩护意见。
 
 
第二轮辩护意见
 
辩护意见如下:
第一、关于法鉴的问题。公诉人认为0.13mg/ml不超过醉酒标准,而且也谈了我的论述是主观观点,我谈以下意见:
一、事实上法庭调查结束之后,在辩论阶段控辩双方“所述”全是主观观点。
二、主观观点无所谓,关键主观观点建立在什么基础上,如果有确凿的依据,这个主观观点正确,没有确凿的依据什么观点都是无效的。
三、客观存在是每个人的饮酒量不同,结果也不同,也就说每个人身体的代谢酶是不一样的,这是客观的,同样喝酒有的醉了,有的没事,这是客观的,这哪是主观呢?
四、0.13mg/ml标准没有达到醉酒,也没有达到酒后的标准,这是指对交通肇事的人是否进行处罚的问题,而对于刑事案件,这个死亡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的联系,也恰恰就是说由于这个低的量0.13mg/ml没有达到交通肇事处罚的标准,往往使本案的法医鉴定专家忽视了这一点,而没有进一步查清。
五、作为辩护人,我没有权力,也没有义务拿出来一个真正他的死亡原因的一个法鉴,但是我有权力,我也有义务,我有职责,对这个不完善的、不科学的鉴定提出来我确凿的依据,因为什么,这个法鉴在“论述”的部分,只字未提关于酒精含量的问题,而在“毒理检验”时却检验出来了,那么检验出来的问题而在“结论”或“论述”的时候只字不提,为什么?如果考虑到了那么被告人的家属认可或者是说这个法鉴是客观的,今天当庭我对鉴定人的发问已表明,鉴定人连酒精在人体内的半衰期都不懂,那么对于酒的含量导致的后果,是否在鉴定里能够体现呢?根本体现不出来,不懂的人能鉴定出来吗?所以说对鉴定结论,再综合我其他的观点,我认为这个鉴定结论存在很多问题。
第二、关于公诉人认为的“履职”问题:
公诉人认为打了林松岭一拳之后就失去了履行职责的前提,齐新的辩护人认为应当以整体的来论证,而本辩护人认为,应当以法律来论证他的职责、职务行为,如果说打一拳就失去了他履行职责的前提,那么是不是打一拳就成为履职的标准是否成立的前提了呢?没有这个法律标准。我们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,法律规定的是,应当在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,不是在工作时间。
(第一)、因为喝酒、吃饭都不是在工作时间,这是个前提,这是法定的,非工作时间。
(第二)、“遇有紧急情况”,因为“脑袋”都被打漏了,三个受伤的,突然面对这个场景,是不是紧急情况,这是法定的。
(第三)、“应当”履行职责,其中的“应当”是意味着什么呢?就是“必须”,本案如果当时刘力男不履行职责,“腿脚利索”而无伤的人面对受伤的其他的警察,或者是其他的群众,不去勇于追赶,勇于抓捕,那他是犯罪,这是法定的,你必须得去抓,因为你是个警察,你当时没被开除,也没被羁押,也没被拘留,所以说根据《警察法》的规定,他不去这么做行吗?也就说,不能通过所谓的分段,也不能通过所谓的一拳两拳,而是通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段、空间段,来认定他的情况。
(第四)、而本案背景是什么呢?三个人被打了,满头流血,而且关键的一点是行凶者还继续手持致伤物,在这种情况下,刘力男打的一拳难道他没有在履行职责吗?衡量利弊,衡量得失,衡量守法和违法,这个选择怎么能说失去了履行职责的前提呢?恰恰是在履行职责。
第三、关于所谓共犯的问题:
我们认为他没有共同的故意,为什么?按照检察机关的思路,按照检察机关的指控,也就说当时林松岭和刘力男双方撕打,撕打什么意思?两个字不能光看“打”还得看“撕”,“撕”是什么?互相撕扯,他想起来,怎么起来的?是别人拽起来的,在这种难以分割的时候,别人打,他有这个故意吗?他在等着让别人打吗?别人的意识是他决定的吗?他在等别人的意识吗?瞬间结束这个情况,所以说要想在这个时候用偶然性来认定他的主观故意,是没有依据的,如果那个场景横切一个画面,肯定是这样,即他俩打,按照检察机关的思路,他俩同时在打所谓的一个人,但是他俩还得有一个必然的联系,那么现在这个联系就缺少了,所以说,他的“撕”是由于对方有力,有作用力在内的,不是完全由于刘力男的自己的行为,所以说如果构成犯罪的话,他也没有共同的犯意,退一步讲,再者,关键本案一个问题是认定到底持械把人脑袋砸漏了是什么行为,我国《刑法》20条规定,对于正在行凶、杀人、抢劫、绑架、强奸等暴力犯罪的对其采取防卫措施,造成其伤亡不负刑事责任,那么本案我为什么没按正当防卫来进行辩护?这一条是对没有法定职责的人,也就说他不是警察,我想我适用这一条,那么他是警察,有天然的义务,有法定的义务,所以不应该适用这一条,我没有按正当防卫来进行辩护,我是说他履行职责的正当行为,他应该这么做,他必须这么做,不是授予他的权力,《刑法》20条正当防卫是授予他这种权力的,这是区别于有义务的人和没有义务的人这一种标准,所以说,他是警察他没有必要按《刑法》20条的规定,他也不存在正当防卫的问题,而是他存在正当履行职责的问题,综合以上来看,我们认为检察机关的指控是错误的。
 
随着本案进展,本律师所主任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辩护人:王文明
高级律师王文明将不断对本案           黑龙江闻明律师所主任律师
进行解读,敬请观注本网站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9年3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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